“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的一个新的政治语言，社会各界对它的解读不一而足，有人认为应该以改善民生为主；有人认为应该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人认为应该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等等，而笔者以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博弈均衡的社会。

　　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在一个民主和稳定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特权，大量的社会机构和全体民众都要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产品是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民众所关注的几大社会热点问题，比如教育机会不平等、民工工资拖欠、强制拆迁，在这些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最关键的就是其中博弈角色的缺席。比如拖欠民工工资这个问题，许多施工单位为什么会无所顾忌的一拖再拖甚至大打出手、为所欲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国家”作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契约关系的第三方的失职。政府作为底线正义的失职最终导致了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博弈能力的降低。而熊德明的出现，以及她背后忽隐忽现的媒体力量，却成为这场角力中不可小视的因素。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大众传媒扮演着大众与政治力量之间“公共通道”的角色，上传下达保证着政治信息的流通；另一方面，它又以独立的姿态，作为制约和监督的力量出现在社会舞台，它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保证政治产品的公共性。

　　一提到“和谐”，特别是社会和谐，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歌舞升平，人人诚信善良，这是一种错觉，充其量只能是先贤哲人书中的“理想国”。一个社会，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又不可避免产生弱肉强食。那么，如何在这种竞争中寻找和谐？答案就是，在博弈中寻找均衡。我们知道，衡量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平公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运用博弈理论推导出的公正原则表明：公正实际上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通道，其重要的意义就是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能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笔者以为，媒体作为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辩论的一个平台，应该成为社会舆论的一支独立力量，成为不同意见进行交锋的公共论坛。一项政策的出台，经过辩论的议题，其合理性一定比没有经过辩论的高。

　　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决策博弈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有高有低，有强有弱，假如就这样没有任何改进地进入决策博弈中，显然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决议并不能真正体现公平与公正。而“社会力量”的出现，使弱者能够得到公共的力量，能够与强者抗衡，从而对整个博弈格局进行修正，以使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达到均衡。

　　就政府的管理而言，政府显然不是天使，“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有与政府权力相均衡的力量，以使政府强权不能侵入私人领域。要使一个社会达到一种和平与稳定的状态，社会就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即使是一项好的政策出台，不同声音的价值也是珍贵的。只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后果，“文革”时代狂热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多。一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是互相妥协出来的，博弈均衡的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